记者丨邓雅静
　　走进绿树掩映的湖南湘绣博物馆，漫步在4000多件藏品的时空走廊，湘绣文化与历史的碰撞交融，跃然眼前。在博物馆众多珍贵历史照片中，一张60多名工作人员与巨幅湘绣作品的大合照格外引人注目。这巨幅湘绣作品——《伟大的会见》，再现了毛泽东和斯大林友好会晤的重要历史情景，与其合影的60多人是这幅绣品的创作人员。照片中，他们身着清一色的中山装，与绣品一起记录下了上个世纪50年代湖南湘绣发展史的一个重要历史印记。
　　“照片上的绣工，我认得几个，”82岁高龄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湘绣代表性传承人刘爱云告诉记者，“在当代绣工看来，这幅作品是我们目前所知晓的解放后第一幅巨型绣品，也是解放后，第一幅走出国门的。这幅作品在当时意义非凡，即便现在看起来，依然是很震撼的作品。”

　　△1953年，由廖家惠牵头绣制的巨幅湘绣作品《伟大的会见》（斯大林与毛主席晤谈）完工后合影留念。

　　湘绣，新中国外交“使者”
　　新中国成立伊始，古老的湘绣就充当了共和国的外交“使者”。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彼时，世界已经泾渭分明地形成美苏两大阵营，苏联是当时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国际影响力超乎寻常。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争取各国，尤其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对于打开外交局面十分紧要。
　　10月2日晚9时45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署名的电报送达周恩来总理（当时兼任外长），称苏联政府“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新中国刚一诞生便获得苏联承认，迈出了走向世界舞台的第一步。接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朝鲜等表示承认新中国并愿意建立外交关系。到1950年10月即新中国成立一年后 , 建交国家达17个。以此为基础 , 新中国的外交逐步打开了局面。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的苏联无论在军事、政治、外交，还是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从物力和经验上提供了大力援助。
　　1949年12月，斯大林迎来七十大寿，毛泽东以新中国领袖身份出访苏联，随行的“第一号”礼品即为湘绣《斯大林》画像。1949年初夏，确定绣制这幅作品时，湘绣产地湖南还在国民党手中，因此，只能选择在偏僻的长沙乡下，秘密开展。铜官的裕丰绣庄有幸被选定刺绣斯大林画像，它虽然没有像知名的锦华丽绣庄那样，绣出“誉满全球”的《罗斯福绣像》，却也是湘绣正脉相传，曾创造过知名湘绣作品《荷鹤图》。

　　但是，当时还处于地下工作状态的中共湖南省工委，接到任务后，却发现没有斯大林的照片可以参考，怎么绣？应湖南省工委的请求，中央社会部派人将电台和斯大林的照片秘密送到湖南。
　　1950年6月长沙刺绣同业公会筹备组所编《湘绣辑》（一）中记载：“1949年5月，铜官陶工周生茂介绍上海刺绣买家周竹安在裕丰绣庄秘密定绣斯大林画像。”
　　这年5月7日，身为中共党员的周竹安由中共中央社会部派遣，带着无线电报务员赵翰林，工作人员章林专程从上海飞抵长沙。他们有两个任务：一是带来斯大林照片定绣其像，做毛泽东访苏的礼品；二是以从事湘绣生意作身份掩护，建立地下情报站，设立秘密电台，策反在湘国民党上层上士，争取湖南和平解放。情报站帮绣庄带来了斯大林照片，绣庄也以业务掩护了情报站。地下交通员为避免晚上进入市区引起军警特务的怀疑，又在长沙北门外的油铺街63号设立了湘绣收发站（解放后，这里成了红星湘绣厂所在地），进行城乡情报中转。
　　《斯大林》画像绣成之际，长沙也和平解放，绣品究竟出自谁手，至今是个谜。毛主席出访苏联携带湘绣，湘绣产品迎来了面向苏联与东欧的第一个出口高潮。
　　《伟大的会见》背后的记忆
　　在湖南湘绣史册上，著名刺绣艺人廖家惠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1916年，她与其兄廖炳坤同进长沙药王街“锦华丽绣庄”，两年后升任该绣庄刺绣工场技师。其所绣作品，曾在湖南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等展出，获各国艺术家的赞誉。长沙和平解放后，她重拈搁浅九年的绣针，第一幅绣品是毛泽东主席绣像，1949年10月在湖南美术展览会上展出，反响热烈。

　　实际上，湘绣因为国内战争受到很大影响，整个行业留下的刺绣艺人不多，会绣精品的更少。解放后，湘绣与其他行业一样百废待兴。1950年，人民政府投资创办了地方国营红星湘绣厂（湖南省湘绣研究所的前身），邀请许多老绣工和画师参加工作。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湘绣艺术家们，如杨应修、邵一萍、李凯云、廖家惠、余振辉等得以汇集在一起。在他们手中，湘绣这张湖南文化名片，成为新中国外交领域的宠儿。
　　1953年，长沙红星湘绣厂主绣了一幅再现毛泽东和斯大林友好会晤时情景的巨幅绣像《伟大的会见》。在湖南省湘绣研究所档案室，记者查找到吴吟清、黄雪英、陶玉珍三位绣工的日志中记录了参与绣制《伟大的会见》。

　　“吴吟清、陶玉珍、黄雪英，这些是我的同事，共事了很多年，她们也是我的老师，现在都去世了。我当时还只有十几岁，她们比我大一二十岁左右，处于二十八九岁、三十多岁绣花正当时的年纪。吴吟清是廖家惠的徒弟，我们这代人看过黄雪英绣花，她绣人像也绣的特别好。”刘爱云回忆，“这些人后来在我们湘绣研究所也是绣人物的高手，很多当年绣过这幅作品的绣工，后来都成为省湘绣厂的骨干技术力量。陶玉珍一直当我们车间主任，她后来绣过几幅毛主席像。”
　　那么，这幅绣品是如何而来呢？
　　刘爱云回忆，据老一辈说，1952年底的时候，政府找到红星湘绣厂，说要绣制一幅代表湘绣水平的作品送到苏联去参加展览，召集了当时的老画工和老绣工商议绣什么样的作品。因为当时我国和苏联关系很好，毛主席赴苏联会见了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文件，对于增强中苏两党两国和人民之间的友谊有着空前的影响，是我们新中国外交的重大成果，这是一次伟大的会见，举世瞩目。当时正好有一幅油画叫《伟大的友谊》，画的是斯大林在书房中会见毛主席，所以就定了刺绣这幅作品。当时的想法就是要绣一幅最高技艺水平，让苏联人惊叹，为国家争光的作品，尺寸也很大，差不多有4米长，1.6米高，放在现在都算是巨幅作品。
　　“当时是解放不久，我们国家在世界上与苏联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一方面我们国家在搞国内建设，另一方面，又要向世界展现我们国家的形象。所以树立新中国的影响，工艺美术往往在外交方面起很大的作用，湘绣是四大名绣，又是来自于毛主席的家乡，这幅作品能成为我们与世界交流的一个纽带和桥梁。”刘爱云分析说。
　　为完成这幅作品，最终由时年55岁的廖家惠牵头，率40多人绣制，共花2600多个工时。“廖家惠在解放前湘绣技术就很有名，能够胜任这幅作品，我估计这个作品的40多个绣工是从各方面请来的，都是在坊间好手中抽选上来的。估计很多人当时都没绣过人像，因为绣人像不是能够随意接触到的，但是（他们）在绣花卉、鱼鸟方面都是好手。”刘爱云告诉记者。据了解，湘绣的传统产区，主要分布在当时长沙市及其所辖的长沙县、望城县等地的数十个乡镇。“这个绣品的绣工，我估计是以长沙市为首的绣工绣制，有可能还有长沙县的绣工。40多个人绣2600多个工时，起码要2个月，还要日夜的翻班，当时肯定要求交付时间很紧。”
　　一幅油画既要绣出国画的针法，又要表现出油画的厚度、立体感，很不简单。刘爱云分析，《伟大的会见》这幅作品的成功与廖家惠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人像讲究整体效果，有虚实有远近有明暗，它必须有一个人来掌绷和指导。当时还没有后来专绣油画的交叉针，绣工们都是用传统平针，这对针线掌握要求很高。廖家惠会仔细观察绣工的技术与特长来进行分工，比如毛主席和斯大林的头面，谁的绣工比较活一些，就来让她绣头发、绣胡须。
　　这幅作品绣成后送去莫斯科展出，果然让苏联人民惊叹不已，称赞为“奇异的手，绝妙的作品”，也震撼了世界。
　　出口创汇支持经济建设
　　“这幅作品，留存至今的只有照片，送到莫斯科展出之后的情况并没有留下更多记载，之后也没有再复制绣制过。放到现在要绣一幅这样的作品，起码要20个人，按正常的速度，完成要半年。”刘爱云介绍，老一辈艺人凭着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在很短的时间内，以高超的技艺完成了这幅作品，肯定是克服了很多困难的。特别是怀着对毛主席的崇敬和对新中国的热爱，这种精神鼓舞着他们克服了很多困难，除了刺绣，还有上稿，到最后装裱，全部要靠手工来完成，当时没有机器，不能和现在比。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和扶持下，湘绣产业很快恢复元气。20世纪50年代以来，湘绣产业迅速发展，通过手工业社合作分流， 逐渐形成了5家较有规模的湘绣企业，如湖南省湘绣厂、长沙市湘绣总厂等。到1955年，湘绣常年产量增加到14.5倍，销售依然供不应求。1979年成立的湖南省湘绣研究所，整合了各种资源，率先研创了双面全异绣，推出了“狮、虎”绣屏和“望月”绣屏等代表作品，涌现了杨应修、李凯云、黄淬锋、周金秀、刘爱云等一批湘绣工艺美术大师，为湘绣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除了为国家争取荣誉，当时包括湘绣在内的工艺美术品，还是国家出口创汇的重要物资。湘绣在当时作为湖南出口创汇的大宗货品，到1959年，出口总值达两千多万元，可以购买钢轨七万吨，对当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到重大作用。
　　如今，湘绣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制造业发达的当下显得更为弥足珍贵。湖南省湘绣研究所作为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长沙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肩负民族使命，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绣花精神，用针线探索创新记录着当下的时代。